2020年8月24日15：00，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传播学系主任、国际新闻专硕项目主任邓建国教授应邀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师生带来了《高光与流云：中西传播思想的异同探析》讲座。本场讲座通过线上会议进行，由伟德国际官方入口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白寅老师主持，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

白寅老师首先向邓建国教授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在场师生介绍了邓建国教授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正式拉开了此次讲座的序幕。本次讲座邓建国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逐次展开，层层递进，引人入胜。

教授开门见山，首先带我们一同追溯了西方主流传播思想的起源。邓教授在梳理西方主流传播思想的起源过程中，主要以西方哲学思想对传播思想的奠基作用为主线展开。最初由歌德首先提出对于“启蒙”一次的解释，他认为启蒙是指人能够自主的使用理性，这一点为追求理性准确的西方主流传播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启蒙的几种方式，包括怀疑主义、经验方法以及科学方法等。其中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一书中提出了归纳推理的方法，如今也成为社会学、传播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之一。邓建国教授还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提出了两种西方主流的知识观，分别是知识的共识理论以及透视理论，教授以抽象派以及印象派的画作为例进行解释说明，形象生动地呈现了西方主流传播思想的演变过程。邓建国教授着重强调了由柏格森提出的“绵延”观点，这一点为中西方的传播思想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据韦弗对《传播的数学理论》的解释，传播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要求处理传播的技术问题、第二层面则需要考察传播的语义学问题，第三层面有着更多的社会学取向。这三个层面也是讯号、符号以及讯息三个概念的分别指代。据此，邓建国教授提出，在西方，传播实践的理想是消除交流的不确定性，而其理想状态是信息无损耗。在如此的西方哲学观影响下，他们认为的好的传播是精确的、规范的具有指导性的。

而这样的西方主流传播思想也具有其固有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显性知识无法被隐性化。诸多知识的表现是显性存在的，但是如想要将其较为含蓄或者隐性的表达则具有难度。第二。隐性知识难以显性化表达。邓建国教授以一位行为艺术家的实验为例，为我们解释了交流方式的多样性，诸如眼神交流等主观意识较强的隐性表达方式难以用文字和媒介等方式进行显性表达。

接下来，讲座进入到高潮阶段，邓教授为我们着重辨析了中国传统传播思想的表现。与西方不同的是，在百家争鸣思想洪流的影响下，中国的哲学观促成了相应的整体的、丰富的、绵延的、含蓄的传统传播思想。中西方二者由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不同，表现在传播思想方面则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的传统传播思想具有以下六个特征：第一，中国对媒介是既爱又恨的情感寄托，一方面我们需要借助媒介来进行表达，另一方面却也要受到诸多媒介的限制，有可能存在表达歧义等问题。第二，中国的传统传播思想是绵延和融合的。第三，中国的文字传播表达追求少胜于多，如微言大义等，起初是源于媒介的物质性对传播内容的影响，但发展到后来则逐渐成为一种追求。第四，中国的传播思想受到中庸之道的明显影响。第五，中国的传播思想具有“正话反说”的特征，虽然受到文字媒介的限制，但是我们有意地在有限的媒介中寻求无限的表达。第六，中国的传播倾向于用熟悉的事物指代不熟悉地事物，从而寻求简化理解。

讲座的最后，邓建国教授以“水”和“云”两个意象来总结中国的传播思想特点，这也与本次讲座的主题相呼应。邓教授高屋建瓴的提出，在这样的传播思想特点影响下，有利的方面在于我们传播思想的可塑性，而不利之处则体现在其很难被解码化。邓建国教授特别提醒我们需要在未来注重哲学思想对传播思想的重要影响作用。邓建国教授富有深意的讲座为众多师生带来了启发与思考，在互动环节，大家与邓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谈论。最后，白寅老师再次总结了本次讲座的精彩之处和价值所在，伴随着在场师生对邓建国教授由衷地感谢，本次讲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伟德国际官方入口文新院数字出版2017级本科生 王萌